作者:管理员 发布:2026-02-23 15:22 阅读:10569次
前情提要:五卅反帝怒潮席卷全国,共青团在任弼时的带领下深入群众、反击排共逆流。然而,反革命势力的反扑与反动军阀的分化,让革命形势愈发严峻。在这样的背景下,任弼时如何领导共青团调整组织策略、深耕农民运动?面对复杂局势,他又将如何在隐蔽斗争中坚守使命,推动青年运动与工农革命紧密结合?一场关乎共青团发展方向与革命力量壮大的行动,正稳步推进。

十一月六日,任弼时又在《重视农民运动》的团中央通告(第一〇二号)中强调指出:“占人口全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农民,不仅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就是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也有极重大的作用。因此,在现在无产阶级势力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中,我们在农民中的工作是非常吃紧”,目前须竭力注意在农民中“作普泛的政治宣传”,组织农民协会,“极广泛地在农民中提出工农联合的口号”,并且要注意调查农民中各种秘密和公开的社团,如红枪会、农民自卫团等,设法派人进去,肃清其中的反动势力,整顿并发展农民自卫军,发动青年农民及手工业学徒做经济斗争,教育引导他们拥护广州革命政府。
在组织上,团中央最重大的措施是落实中共中央的决定,将团的组织进行“年龄分化”。当时,有些团的干部生怕因此而削弱团的力量,任弼时深谋远虑地说:“我们要知道,若是党的组织不能扩大,则政治工作和工人及农民运动不能充分的发展,仍然是使团没有发展的机会。反之,如党的组织扩大,各方面工作发展,则我们持有深入青年群众的更好机会。因此,党团分化的工作,我们应不犹豫地切实执行。”

在日益高涨的民众反奉运动浪潮中,军阀内部出现分化,直系军阀孙传芳纠合地方军,自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司令,通电反奉。为了使机构精简,工作集中统一,团的领导机关作了调整。尽管军阀孙传芳标榜反奉、主张关税自主,但是他在政治问题上却不亚于奉系,进入上海后,雇佣英日高级侦探,收买叛徒,严密搜查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在这样的局面下,任弼时等活动非常困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陈独秀、瞿秋白等负责人的住地分散隐蔽,单身住在上海而又不便公开行动的任弼时,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联络需要助手,生活上也需要人照顾,因此党组织批准他回湖南把在长沙的未婚妻陈琮英接到上海来建立家庭。一九二六年二月十日,他买好了船票,准备起程,不料,中共中央突然通知他去北京出席中央特别会议。他只好放弃探亲,委托王一飞代他去接陈琮英,自己便改道北上。
第二十期:任弼时引领团务深耕农运
主讲人:关嘉敏,岳阳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