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管理员 发布:2026-03-11 12:07 阅读:9882次
前情提要:五卅运动后革命形势严峻,任弼时带领共青团深耕农运、开展隐蔽斗争。面对军阀反扑,他如何在白色恐怖下维系革命联络?赴京出席特别会议后,北伐策略因陈独秀右倾错误遭遇何种阻碍?他与陈琮英结为革命伴侣,后者化身交通员,这对夫妻将如何完成危险的秘密传递任务?内忧外患之下,任弼时能否坚守初心,为北伐积蓄力量?一场隐蔽较量正悄然展开。

中央的北京特别会议是在中国革命形势“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开始后,接到陈独秀“由沪来电,谓已经能扶病视事”,于是会议集中讨论挽救时局的对策,认为根本的出路“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党的最主要任务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鉴于五卅运动后期,阶级分化,工人阶级孤军独进的教训,会议强调,“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会议决定,不仅要在广东进行军事准备,而且要在北伐军必经的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接应。并决定在中央“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负责党的军事工作。
党中央的军事委员会,在一九二五年九月会议上就已经成立,后来改称军事部,由张国焘、王一飞、任弼时三人组成,张国焘兼主任,设组织和情报两部分。尽管军事部成立以来做了一些工作,尽管特别会议强调要“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但是由于没有出席北京特别会议的陈独秀认为北伐的时机尚未成熟,对军事工作表现消极,组织上没有采取措施,特别是“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强迫共产党员退出他直接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竟同意接受蒋介石的条件,将已暴露身份的二百五十多名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连周恩来也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在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下,军事部的工作仅仅限于调查研究和搜集情报,没有能够贯彻特别会议的决议精神。后来任弼时一直引以为憾!

三月十一日,任弼时回到上海时,陈琮英已在王一飞陪同下先期到达。分别六年,人事沧桑。陈琮英告诉任弼时,分手后她考入半工半读的自治职业学校,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任弼时颇为高兴。四月初,他们结婚了。没有仪式,没有筵席,住在一间简朴的亭子里,但是感情的鲜花却在这里盛开。婚后,组织决定,让陈琮英担任交通员。
初到上海的陈琮英,一口湖南腔,一身乡姑打扮,而任弼时呢,因为秘密工作的需要,不断改换装束,时而长袍马褂,时而西服革履,在十里洋场的旧上海人眼里,夫妻俩不免有点不大相配。任弼时对陈琮英说:“你初到上海,环境不熟悉,慢慢会习惯的。你的工作很重要,党中央的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罗迈都在上海。我出去活动不方便,你这身打扮敌人不注意,正便于工作。”这以后,任弼时常把起草好的文件和书信,交给陈琮英按指定的地点送给中央的领导人,或是交给秘密的印刷厂排印。出门时,他总要叮嘱:“早去早回来,遇到有人盯梢,不要急着往家里跑。要想办法甩掉‘尾巴’;万一有人盘问,就说是乡下人,什么也不知道!”
第二十一期:隐蔽战线的使命担当
主讲人:雷上妮,岳阳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师